区域成交尚可，市场情绪转好

由于横向上不对立法、行政以及审判、检察等各种权力作出区分，它们都被作为一级政权的组成部分，由各种权力融合在一起的一级政府来行使，因此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基本上只呈现出层级整体之间的纵向关系，即块块关系。

由于国家、社会、个体各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价值，宪法需对三者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其不仅要关注国家不能做什么，也要聚焦于政治系统能做什么，并为政治系统处理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供宪法上的制度支撑。政治整合聚焦于解决功能多元社会中的失序现象，相应地，政治系统的调控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1）政治上的涵括，即将所有人涵括到所有子系统中，尤其要防止部分个体因经济状况等原因被直接或间接地排除在社会沟通之外。

若某一子系统的标准凌驾于其他子系统之上，其他子系统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依托于该功能的相应需求也就无法得到满足。第二权利法案虽未明文规定于宪法之中，却作为经济宪法秩序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结构的目标，是将万民之私的实现与公的观念融合到一起，本质上是要实现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平衡，这也是社会平衡理念的体现。参见前引36，沟口雄三书，第18页。社会调控表现为对社会秩序失灵的干预。

（3）在真正的私领域范围内和不危及功能分化的前提下，个体的基本权利除了具有建立相应社会子系统之框架秩序的社会功能，还具有保障个体自由之展开和自我决定权之实现的重要功能。（3）革新专业化的科层治理结构，提高其专业化能力。[37]然而，当出现普遍超速的情况时，人们就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该路段安全通行可达到的时速是否明显大于交通法规所要求的时速，倘若答案为是，我获得的权利就将显著小于我履行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已被打破。

[47]就电子证据而言，其仍然应符合证据查证属实的要求，当事人对证据提出异议时，应严格贯彻疑违从无的原则，不能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违法的举证责任。秦前红，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惩罚力度不足，未能通过行政处罚达成权利与义务的协调。就西欧来说，法律诞生于国家与社会两分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根植于阶级分化之中，西欧的统治方式可以被总结为法—人—法。

[24]合比例性审查包含四个方面，蔡宏伟对比例原则三阶或四阶的构成进行了分析与取舍。正如博登海默所说，一个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法律制度，必须以民众的广泛接受为基础，相当数量的不满和反对现象的存在，往往预示着所制定的法律是一种病态而非常态。

该法第41条对电子监控设备的标准、标志、设置地点、证据等提出了要求。前者指的是国家不得过度干涉人权，非经法律程序不得限制和剥夺人权。抽象来看，危害性是衡量过与罚是否相当的重要介质。究其论域，笔者于本文中探讨的主要是造成全民违法的一种缘由——欠合理的规则。

再如，行政主体承担起违法行为的复核职责、设备设置的审核职责，有利于其实现自我纠错、自我改善。（一）法治国家之维 法治国家可以被分为实质法治国家和形式法治国家，其中，后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行使要依据相关法律规范，前者则意味着不仅需要有实体法依据，还要求这些法律依据符合共同的善，是善法。具体而言，行政法被认为是理性建构的，而非经验主义的。[18]另外，在交通领域，交通标志、线路等的设置不够科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民违法的现象，为保证本文讨论问题的聚焦性，上述缘由不再展开论述。

（一）客观前提：自动化行政的运用 广东佛山的高速天价罚款事件曾引起热议。当法律与道德究竟该如何塑造规则这一问题进入现实情境时，往往会显得复杂而棘手，解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更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素材。

因此，笔者拟采一种谨慎的目光注视全民违法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防范进路。例如，醉驾入刑十年，据公安部交管局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相关行业陆续公布的大数据来看，2020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较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

[17]《行政处罚法》虽然已经明确规定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两相分离，以收支两条线为基础建立财政收支管理制度，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不少执行中的阙漏，以收定支的经费拨付方式还未被完全革除。这一问题几乎是一个困扰古今中外的难题，其在不同时空又往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向。[41]参见李店标、冯向辉：《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就像笔者于本文中已经论证的那样，根除全民违法，最关键的就是解决规范设定不合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依赖于违法成本评估机制的构建。伴随而来的核心问题是：其一，严格的惩罚，即覆盖面广阔的惩罚能否降低违法率。有学者提出，违法成本的评估需要考虑违法主体类型与违法范畴、违法投入量与总收益量、行为侵害量与制裁承受量、行为人预期获益量和社会反应等要素。

[33]同时，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理论与实务中，源自于刑法学上的禁止错误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具体来说，设定指的是创设，指创制先前从未规定过的内容，规定则指的是在上位法已经设定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内进行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应当充分利用实例和数据，以大数据为基础，分析惩罚的设置是否合理，惩罚的严厉程度是否与社会危害性相适配。[3]参见李万军：《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流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同时，要充分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权利，完善设备审核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为了保证制度的良性运转、保障公民权利，引入外部监督机制是必要的。

我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于其第33条第2、3款明确规定，倘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教育。这是因为，人们早已达成这样的共识：人权是人根据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与法律权利不同，它并不能被法律随意褫夺。然而，如果这样的限制超过限度，就会对人权产生反作用力，最终与保障人权背道而驰。另外，全民违法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疑问有待解答——究竟是法律塑造道德，还是道德塑造法律，即提高法律的标准能否有效塑造道德。

现实中，对任何一方的忽视或偏重都可能会导致价值关系的倾斜。换言之，行政处罚的设定，目的就在于劝诫行为人放弃某种行为，而规则的正当性，得益于受众的普遍认同，规则的有效性，也势必通过广泛的执行与遵守才能落至实处。

[26]与此同时，过罚相当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对行政违法行为危害性的正确评价。（二）辅助：完善正当程序 尽管笔者主张肃清和评估整理不合理的法规范，但在相关规范得到废除和修改之前，从执法层面加以完善，也能一定程度上消解全民违法的状况，尤其是在自动化行政得到普及的当下，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几乎不存在自然法这样的先定法概念，而是将法律视作一个经验性的东西，在道德和伦常的作用缝隙中权衡利害。倘若因醉驾被查获的人数多就放宽血液中酒精含量的认定标准，显然会因噎废食，对公共安全与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11]当然，这种观点从实质意义上承认了选择执法，有违执法公平的理念，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从防范公权力的角度看，我们允许并且鼓励将此类过渡情形同样放入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防范进路所构建的框架中进行衡量。否则，在道路交通管理领域，车辆被套牌或误判等情形下，当事人自证清白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可以开设网络专线，便利当事人通过网络陈述、申辩，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管辖机关仅为违法行为发生地行政机关引起的不便。

有观点认为，高额的交通罚款，近乎全民均被纳入处罚对象，是行为规范及处罚标准不合理导致的。纵使符合了正当目的与第二层次的适当性，其必要性和狭义合比例性也很难证成。

在目的正当性这一层次，行政主体虽致力于维持社会安全与秩序，但可能侵犯其他行政目的，其正当性要被打上一个问号。例如，笔者于本文中已提及，全民违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不限于谈到的不合理的规则，亦包括合理规则的过渡阶段。

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的分级与法律控制变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就规则不合理造成的全民违法来说，自动化行政为其提供了客观前提，行政目的的错位与落空是其深层逻辑。